实现碳中和“三个必须做的事情”


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关于如何实现碳中和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多。


经济学的角度,碳中和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单纯是减排,改变能源结构,它体现为一个全方位的彻底的经济社会的一种变革。碳中和既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


在实现碳中和的时候有三个必须做的事情,分别是绿色规划、碳市场以及绿色治理。


第一,绿色规划。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增长和减排之间有一个取舍。


中国是在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的时候提出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国1/4到1/5,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面临着在实现净零排放和经济稳定高质量增长之间寻求平衡的状态。


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碳节点行业”。在国家国民经济的生产网络中,有一些是枢纽行业或者节点行业,它的外部冲击或内生冲击,会沿着网络向外溢出,形成对总体经济的倍增的影响效果。


在减排上,我们需要描绘出中国的碳成长网络,构建出我们的节点行业,并在节点行业有针对性地采取举措,从而在经济增长和净零排放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而且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投资本身也有溢出效应。


第二,碳市场。现在怎么去做碳价的机制?


碳价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动比较大,从波兰、乌克兰的不到1美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达到137美元一吨,这么大的碳价差异,使得碳价本身没有太大的效率。我国的碳交易系统刚刚上线,现在形成了40到60多块钱的碳价。


未来,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搭建更有效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除了传统的碳排放权的分配和交易之外,其实应该利用金融的力量,通过资本市场资产的价格,倒推出碳价格。


比如如果碳风险本身对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影响,它会反映在企业的定价模型里面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自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碳风险已经进入A股市场的股票定价里。


当一个上市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时候,它的市值大概会降低。根据它的市值的变化及二氧化碳排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倒推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根据A股市场目前2000多家有碳排放数据的上市公司分析,发现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企业市值平均损失,大概是165元人民币。多一个维度会为未来找到更好的碳价格发现机制奠定基础,找到新的思路。


此外,目前绿色基础设施REITs的推出已经进入第二年,现在它的底层资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即碳敏感资产化,跟碳净零排放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之后,如果它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它形成的价格本身包含了碳风险的定价。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同角度寻找到比较有效的、有行业差异或者区域差异的碳价格,这是我们在实现净零排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


第三,绿色治理,怎么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改变企业、改变个人、家庭的行为。


所有的市场主体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都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企业而言,及早布局,提高自身的碳足迹以及气候风险披露的程度,甚至把上下游产业链或者全价值链里相关碳排放的信息也做披露,能形成一个外部的约束机制,有助于去推进企业更好地实施ESG计划,更好地去采取一些低碳发展的决策和发展路径。


现在自愿减排的核证体系在重新恢复,未来直接参与这个体系的市场主体将会大大增加,这将会为企业真正采取净零排放的行为,提供财务上的、来自外部市场的、来自治理层面上的激励。


同时,约束机制和激励方式涉及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企业,更包括个人和家庭。我们经常忽略一点,家庭的消费需求碳排放量占到整个碳排放量的50%以上,这几年像交通出行、住宅能源使用、食品是排名前三名的碳排放量领域。通过改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消费方式,能够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促进供给端采取低碳行为方式、低碳生产方式。


比如,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实验发现,通过用社会比较的行为干预的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家庭电的使用,比如在传统的电话账单里加入两个信息,一是这个社区平均每个家庭的月度电的消费量,二是跟这个家庭极为相似的另外一个家庭的月度的电消费量,那么这个家庭整体的碳排放量可以降低2%左右。


类似的一些行为干预、一些公共政策可以通过研究,在未来进行大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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